“机器学家”及其未来:西蒙东的技术思想
2020-12-05 15:26:31
  • 0
  • 4
  • 7

作者:彭亚平    来源:定量群学

书目:Simondon G.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 Cecile Malaspina C, Rogove J,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介绍: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 1924-1989),法国哲学家,可同海德格尔比肩的技术理论家。他与福柯几乎同时就读于巴黎高师,皆受恩师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深刻影响。算法治理目前注重吸收福柯思想,如将治理技术定义对事物的正确布置(right disposition of things),即通过设计人、物交互配置而成的网络让治理更省力。(Foucault,2009: 94-99)相比福柯对博物学等的知识考古,西蒙东则将注意力放在彼时流行的信息论、控制论思想之上。因此,《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该书晦涩、复杂,尚未中文译本,本人能力和学养极其有限,只介绍其中一个论题,并做了通俗化处理。

图1 吉尔伯特·西蒙东

西蒙东终其一生默默无闻,以至于晚景凄凉,却走出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轨迹。德勒兹(Gilles Deleuze)、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拉图尔(Bruno Latour)等当代西方理论大家均受其影响。在技术理论领域,他是唯一能够摆脱海德格尔巨大阴影的思想者。他让技术理论绽放出全新的魅力,摆脱忧郁的沉思,迈向尼采所称的“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

对技术的颂扬或者批判,仿佛雅努斯的双面,人们总是徘徊其间,矛盾重重、满心疑惑。而在西蒙东眼中,技术决定论/怀疑论/批判论,是同一个预设的多重折射,可以一同被抛去。在1958年出版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西蒙东认为我们的文化将技术与人截然二分,因而陷入了矛盾的态度,要么将技术理解为一种用途和功能,要么视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①(Simondon,2017:16-17)

① 受西蒙东的启发,此论断后来有很多类似版本,并演变成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关于技术设计与应用两阶段分裂的问题。例如,经工程师设计后的技术是个抽象的结构,使用者则根据既定用途将技术工具化、情境化(Orlikowski,1992)。因而,在设计阶段,技术的结构明确但功能是黑箱,在应用阶段则功能明确但结构又变成黑箱(Kroes和Meijers,2006)。

一个两极化的局面悄然浮现:技术使用者只关心技术的用途、功能、产出和成本,不在乎它的结构和原理;技术专家在其工作范围内,在乎技术结构,却不关心技术的社会影响。对此,西蒙东的解决方法是,创造出一种机器学(mechanology),即把人置身于其操作的机器之间,“通过(它们之间的)不确定性边缘(the margin of indeterminacy),机器可以被连贯组合,并在人类解释者(human interpreter)的调节中介下,相互交换信息。”(Simondon,2017:18-19)能正确描述此过程的,绝非技术使用者如工场里操作机器的工人,而是熟知技术设计、使用过程及其社会、文化原理的“机器学家”(mechanologist)。因为使用者与技术之间的编码仅仅源于对工具的使用体验,是被局限的微弱联系;而“机器学家”则观察现时代的人们如何介入到机器之间以形成技术组合(technical ensemble),它们与背后的社会、自然环境如何一同交融成关联环境(associated milieu)。②(Simondon,2017:20、23、59-63)

② 此命题与维纳的控制论、柏拉图的治理思想甚至福柯的安全配置等有着复杂的勾连。首先,西蒙东受到维纳控制论的直接影响,具体可见文本中论及维纳的诸多部分(Simondon,2017:51、120、160-162)。另外,维纳使用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取材于古希腊的掌舵(kybernetics)之义,即在复杂环境中通过配置各种要素来操纵船的技艺(维纳,2007:13;柏拉图,2010: 29)。福柯将之解释为,舵手要对水手、货物、船负责,要考虑目的地及途中的风、浪、礁石,并对以上一切因素建立关系,即治理就是对人和物关联和交织的复合体进行正确的处置。(Foucault, 2009: 97)

此时,另一种环境观出现了。它是milieu,而非circumstance。③

③ 两种环境观的比较源自于康吉莱姆。(见Foucault, 2009: 27)另外,德勒兹和加塔利受益于西蒙东的关联环境(associated milieu)、不确定性边缘(the margin of indeterminacy)等思想,借以阐发一系列概念组成的思维体系,如层、结域、解域、逃逸线等。(德勒兹和加塔利,2010:74-75)

Circumstance的环境观,强调人的主体性,即人被周边环境制约,或者控制环境。比如,一个人用手机刷B站入迷,要么说他是在享受快乐,要么说他被沙雕视频背后的技术程序控制了。而在milieu的环境观下,人、物相互联结、纠缠,呈现出一种交互关系,共同生成关联环境。在刷B站的例子中,没有手机,人也不会刷,没有人,手机也没人刷。当人拿起手机时,人和手机同时被改变,一同联结成刷手机的人。我们可以改动一下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开篇中骑自行车相撞的例子来诠释此理念。比如,学生在校园里遇到了某个不想打招呼的老师,假装刷手机躲过去,“人-手机”就组成了一个临时的装置(assemblage),手机和人在此分别得到特定的功能(假装玩手机而非沉迷),装置本身表达出特定意义(躲避老师)。等老师走过去后,学生把手机放在口袋,此装置就散开了。如此一来,技术和人之间的联结方式可被随时修改,控制或异化的命题就被抛去了。拉图尔的另一个例子将此思路进一步推进。(Latour,1992)人出门时,遭遇一堵墙,怎么办?解决之法,既非拆墙也不是关在家里,而是在墙上装一扇门,堵住强盗、寒风同时方便进出。人-门的结合,解决了安全与方便看起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将之替换成了门铰链、锁的可靠性。人与非人(non-human)采取特定方式结合起来,制造出一个新的、不同维度上的组合目标,跳出了原来各自的目标。④(Latour,1999:179)

④ 此即为ANT(actor-network theory)关键概念“转译”(translation)的内容,它一般归功于哲学家塞尔(Michel Serres)(Latour,2005:108),实则西蒙东有更原初的版本“转导”(transduction)(Simondon,2017:157)。它们皆与电子通信领域的转导器或传感器(transducer)有着亲缘关系,即将信息流转换为信号传输。相应地,德勒兹和加塔利(2010:84、81)也有转译和转导两个概念,但二者是对立的。对D&G而言,转译是同一形式在不同内容之间的转移,如从法语翻译成英语;转导则直接来自于西蒙东,与ANT的转译概念用法类似。(德勒兹和加塔利,2010:81、84)

生物一旦诞生,就是一个已经具体化了(concretized)的存在。而技术物(technical object)处在不断具体化、进化的历程中。在以往,技术物是相对独立的,与环境关系不大。比如,一把斧子,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拿起来砍东西。在热力学时代,技术物是通过反馈机制(feedback mechanism)构造起来,即利用循环因果(recurrent causality)来达到输入即输出的效果。它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要跟环境联结起来。比如水力涡轮机(Guimbal turbine),水变成了多功能的,它通过激活涡轮机和发电机来传递能量,也从发电机传递热量。(Simondon,2017:59)在信息时代,技术物则是通过组合的方式配置起来的。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遭遇到多个技术物的组合,比如实验室、工厂、电脑,各个程序或器材既有内部独立性又互为彼此的环境,它们既调节和转译人的行为,又被人所调节。

那么,在技术的时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不会成为程序员,也不单单是技术使用者,而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机器学家”。努力去观察人与技术物如何联结,在技术物的调节下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变化,人-技术的交互配置如何演化。在此基础上,再去重新诠释阶层、代际、劳工、治理、政府间关系等等议题。此即为西蒙东的思想遗产。

参考文献

[1] Foucault M.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M]. Burchell G, tra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 Kroes P , Meijers A . The Dual Nature of Technical Artefacts[J]. Studies in Hist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 2006, 37(1):1-4.

[3] Latour B.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M]// Shaping Technology / 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1992.

[4]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Orlikowski W J.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 3(3): 398-427.

[6] Simondon G.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 Cecile Malaspina C, Rogove J,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7] 吉尔·德勒兹, 加塔利·费利克斯.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 千高原[M]. 姜宇辉,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8] 柏拉图. 理想国[M]. 顾寿观,译. 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

[9] 诺伯特·维纳. 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M]. 郝季仁,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